《風景作證：餐桌上的記憶場》是由藝術家劉千鈺和台灣共生青年協會共同合作，拍攝了連結到台灣民主歷史的四種食物，而台灣共生青年協會也特別為每樣食物撰文，揭開這些攝影作品中的食物，背後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。
● 日式飯丸｜二七部隊
2024 年 5 月，因立法院審議爭議引起的青鳥運動，促成數萬人齊聚立院外頭。運動參與者在燠熱的天氣下喊聲舉牌，卻不擔心失去活力。這背後都要歸功給一群默默展現廚藝，製作一道道料理的公民。
這個場景，在 78 年前二二八事件中的台中街頭也能看見。當時，一群熱心的女青年揉出一顆顆熱騰騰的飯丸，讓起身抗暴的市民們有足夠力氣拿起槍械，守衛家園。
當 1947 年 2 月 27、28 日的緝菸血案及行政長官公署機槍掃射後，台北的抗議者們群起激憤，透過廣播向全台灣控訴行政長官公署的暴行，全台灣升起反抗的狼煙。台中市部分市民便是武器抵抗的一支勁旅。市民們經歷了 3 月 2 日、3 日的遊行及會戰，6 日又集結成以緝菸血案發生日為名的「二七部隊」。這支部隊在得知國民黨的大批增援即將壓境前，為避免在市區發生大規模衝突，撤往埔里山區牽制軍隊，讓台中市區沒有出現過多傷亡。
二七部隊裡，有舊台共、台籍日本兵，還有一大群不過十幾二十歲的男學生。他們多來自台中師範學校（今台中教育大學）、台中農學院（今中興大學）、台中商業學校（今台中科技大學）⋯⋯沒有組織經驗、沒有上過戰場，男學生們憑著熱血集結於二七部隊旗下。
但空有熱血沒有用。帶兵打仗需要糧草和後勤；糧草還需要夥房整備、烹調，是維繫部隊存續的命脈，缺一不可。這兩項重責大任，由台中女中、台中家政女學校（今台中家商）的女學生，台中醫院的護理人員一肩扛起。不同於 2024 年青鳥行動有零食、便當甚至是肉品。在物資匱乏的 1947 年，女學生們手邊只有米飯，或是過去日本殖民者習慣食用的醃梅，以及自己的一雙手。他們將米加入鹽水，若有幸保存些醃梅就添加進飯內，揉捏成一顆顆飯丸。
飯丸的口味單調了些，但乘滿了台中女青年想為家鄉盡一份力的心意。在那個普遍不鼓勵女性涉足公共事務的年代，台中市的女學生、護理人員們卻踏出家門，成為支撐二七部隊的助力。二七部隊的部隊長鍾逸人、警備隊長黃金島等前輩，直到晚年也難忘那些飯丸的滋味，以及女青年們透過飯丸傳遞出的溫暖情意。
直到今天，台中市多個重視二二八歷史的公民團體們，總會在每年 3 月初舉辦「包飯丸」的活動，紀念當年不分性別積極抗暴的歷史。吃著這一顆顆飯丸，我們也能明白，即使沒有辦法提槍上陣，沒有辦法在抗爭前列引領眾人。但是，我們還是能夠找到自己的戰鬥位置。或許是指揮秩序，或許是捐助物資，也或許是將自己對於家鄉的心意，包揉進那一些簡樸卻無比厚實的飯丸內。
● 魷魚糜｜李家
煮完一桌豐盛菜餚後，一家人等待所有成員坐定，才會動筷用餐。這是在台灣再日常不過的景象。1947 年 3 月 10 日的李家，也煮好一鍋魷魚粥，等待李瑞漢、李瑞峰律師兄弟，以及親友林連宗律師享用。
豈料，李家人還來不及嚐完那鍋粥，李瑞漢、李瑞峰和林連宗就硬生生被闖入家裡的軍警帶走，一去不回。李家始終想不透，為什麼李瑞漢也會牽連在二二八事件中，被國民黨不由分說地帶走，家裡再也吃不上一頓完整的團圓飯。
回顧李瑞漢的人生，他先後畢業於台中中學校（今台中一中）、日本的中央大學法科，順利考取辯護士（律師），在大稻埕開業，成為殖民地台灣首屈一指的菁英。不過，在日本殖民下仗義執言的李瑞漢，怎麼樣都預料不到，這樣的性格將在戰後為自己招致災難。
戰後，李瑞漢被推選為台北律師公會會長，並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，召集公會成員討論時局、提出改革建言書，期望保持司法獨立、平等任用人才等再一般不過的民主訴求。李瑞漢的好友林連宗律師，也特地遠道台中而來，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事務。當時，由於陳儀政府尚未解除戒嚴，回不去台中的林連宗才會在李家享用魷魚粥。
李瑞漢的長子李榮昌對於那天的景象歷歷在目。那時是下午五點左右，李家吃著粥吃到一半，兩位便衣來到家門，表示長官要見李瑞漢。隨後又來了兩名憲兵，要求李瑞峰、林連宗一同前往。李榮昌見狀馬上跑出門，追著父親上的車。李瑞漢律師見狀，用日文怒斥：「昌ちゃん、帰れ！（小昌，回去）」。見到父親第一次這麼嚴厲、生氣地吶喊，李榮昌才停下腳步。
在那之後，李榮昌求學求職遭受刁難，李瑞漢的妻子邱己妹則撐到百歲也盼不到丈夫歸來。每逢 3 月 10 日，李家都會煮一鍋李瑞漢三人來不及吃完的魷魚粥。在戒嚴時期，李家不能公開訴說三位律師的消失，只能年復一年地煮出一鍋魷魚粥，盼望李瑞漢會在某一年坐回家裡的餐桌上，吃完他剩下的粥。
但隨著台灣自由化、民主化的進展，加上受到黃昭堂前輩的鼓勵，李榮昌和女兒李慧生決定賦予李家魷魚粥一層新的意義。在這幾年，李慧生會帶著李家的魷魚粥，前往二二八的紀念場合，一面分發，一面娓娓道來魷魚粥的故事。
我們會聽見，李家過去的傷痛，包括李瑞漢的犧牲，李榮昌與邱己妹的劫後餘生。但是，在最後，李慧生更將最最深切的盼望，寄託在魷魚粥之中：期望瞭解祖父受難真相，期望得到遲來的正義，更期望台灣不再發生二二八悲劇。這也讓魷魚粥的意涵，不只包括李家的哀愁，更蘊含了台灣人紀念過去、實現公義的追求。
● 魚｜張萬傳
藝術家總會想方設法，運用不同媒材、主題或技法，傳達自己的意念和思想。而若是抱持著異於常人的執念，藝術家也有可能不厭其煩地重複採用同一主題或技法。舉世聞名的草間彌生，即是為了表現微小圓點所富含的可能性，數十年如一日地以圓點進行創作。
那麼，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的畫家張萬傳，又是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，窮盡一生，畫出近七百幅筆觸豪邁有力的「魚」畫呢？這得回頭從張萬傳的人生軌跡尋找線索。
張萬傳為台灣近代史最早一批西畫家，他曾師從石川欽一郎於「台灣繪畫研究所」，並在1931年考上帝國美術學校。但有趣的是，被野獸派粗獷風格吸引的張萬傳，對於學院派的教學內容不滿，待了一年就決定退學。回台後，張萬傳依舊保有反骨的個性，曾與畫家好友洪瑞麟等人組成「Mouve 美術團體」，追求更自由多樣的創作可能。
到了戰後，藝術家平靜的生涯因為二二八帶來動盪。身材壯碩的張萬傳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，原本在建國中學擔任體育老師。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不少建中師生也參與陳抗、維持治安的行列。為避免遭受無妄之災，張萬傳先後前往陽明山的老家、弟弟張萬居行醫的金山避禍。
待在寧靜的金山漁村，張萬傳做起捕魚人。原來，張萬傳的父親喜歡吃魚，甚至被親友暱稱「阿魚仔」，張萬傳也在這潛移默化之下，非常喜愛吃魚，因此在金山張萬傳也甘願每天捕魚吃魚。待了一年後，張萬傳重執教鞭擔任美術老師，輾轉於不同學校任教，並持續繪畫創作。
那段金山歲月改變張萬傳許多。一方面，是因為張萬傳在弟弟的診所結識妻子許寶月。另一方面，則是因為張萬傳回到台北後，他的餘生開始不間斷地畫魚。
張萬傳愛魚成癡的樣子，深深烙印在妻兒的回憶裡。兒子張偉東說，母親每天去市場買各種不同的魚，回到家先讓父親畫一幅生魚才能烹調，有時連熟魚也會畫上一幅。妻子黃秋菊也記得，煎魚時需要再三注意不能煎破魚皮，好讓張萬傳畫出完整的魚。甚至出門在餐廳看到一盤魚端上來，張萬傳拿起醬油瓶作顏料，不用幾分鐘就畫得出一幅充滿生命力的魚畫。後世的藝評人、藝術史研究者高度讚賞張萬傳的魚畫，甚至精闢地稱張萬傳將魚腥味畫了出來。
雖然張萬傳始終沒有明言，自己為何對魚情有獨鍾。但我們回望他的一生，不難發現些蛛絲馬跡。可能是出於愛魚的父親的想念，也可能是單純的喜好。又或者，是在金山的漁船上，望著穿梭於海洋中的魚，不自覺地想用畫筆捕捉台灣人所盼望的自由。
● 水果｜廖德政
台灣的水果不僅美味，更因豐富的色彩，充分體現亞熱帶台灣的南國意象，堪稱台灣的精神象徵。但是在畫家廖德政筆下，窗邊一籃籃靜置的水果，卻乘載著自己經歷二二八事件、經歷父親無故失蹤後深沉的哀愁。
廖德政的父親廖進平，生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，因受到朋友號召而從豐原搬到台北，只為追隨抗日領導者蔣渭水，參與台灣民眾黨等社會運動。相較於父親，廖德政則是位不折不扣的文青。廖進平苦勸廖德政從醫，他卻毅然選擇投身藝術界。1938 年，廖德政考取東京美術學校（今東京藝術大學），待在日本精進畫技，直到 1946 年才順利畢業，返鄉擔任美術老師。
廖德政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，但等待著廖德政與廖家的，竟是殘酷的背叛。
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，廖進平與廖德政的三弟廖德雄積極參與其中。在混亂的局勢下，廖進平作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、廖德雄擔任忠義服務隊副隊長，父子倆積極協助穩定治安。沒想到在 3 月 11 日，憲兵、便衣來到廖家意圖抓捕積極發聲的廖進平。廖進平早在 6 日先行出逃，便衣撲空後還恐嚇廖家，若抓不到廖進平，便改抓德政、德雄兄弟倆。
廖家兄弟四散逃離，待到風頭過了才陸續返家。但是，他們始終得不到廖進平的消息。數日後才輾轉聽聞廖進平遭當局通緝，可能遭受流氓告密後，在逃亡至八里一帶時慘遭逮捕、處決。這位最信任中華民國的父親，就這樣消失在觀音山腳，連具屍體也沒有留下。
父親失蹤後，廖德政靠著自己過去違背父親期望而培養出來的畫技，用授課薪水扛起廖家生計。但除了用來營生，廖德政也透過畫筆，含蓄地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思念。為什麼稱為「含蓄」呢？譬如，他的代表作《清秋》，只是一幅廖家庭院內的三隻雞，以及遠方山景的畫。此外，又有許多作品都描繪台灣的鄉村風情及水果靜物。
後來廖德政坦白，《清秋》那隻望向籬笆外的雞，便是彷彿被時代囚禁、翹首盼望父親的自己；而那片山景，正是父親最後出沒的觀音山。至於那些田園與水果，也是來自兒時與家人在故鄉豐原的生活經驗。一幅幅關於觀音山、關於水果靜物、關於鄉野光景的畫作，彷彿都在回憶過去的美好、傾訴現在的憂愁。
後半生仍舊創作不輟的廖德政，到了晚年開始願意談論家族受難經驗，推動二二八事件的平反與紀念行動。而回顧自己畢生的創作，廖德政曾言：「我一生要來追求台灣的綠色」。過去廖德政畫出山、田園和果物，這些「綠」雖是因廖德政的苦悶而脫胎。但是隨著廖德政晚年選擇重拾希望、做出行動之後，它們被賦予一層新的意義：即使是遍佈傷痕的血地，還是能夠長出出一片宜人而青翠的和諧綠景。